杨家此时在经济上也很为难，杨家5个兄妹先后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家庭负担颇重。 父亲杨廷宝工作繁忙，经常可以从嘉陵江的红薯买两块红薯充饥，有时还可以吃两三块热烧饼。两家在房子前面的房子后面养鸡种菜，补贴家庭。但是即使再辛苦，英夫妇也没有放松对子女的教育。

直非常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常在寒暑假时邀请学校的老师及一位同住在歌乐山上的马来西亚华侨为杨士莪姐弟补习数学、英语等课。在父亲这把大伞的支撑下，一家人在战火中抱团取暖，互相支撑。

沙坪岁月同时也翻开了杨廷宝新的人生篇章，他在此时走上了以从事建筑设计为主，兼顾建筑教育的新职业生涯。

大学求索

父母希望他考中央大学，就在南京家门口，但杨士莪向往上大学可以远行独立，过不在父母眼皮底下的自由生活，因而选了清华大学。至于专业，父亲当年选择专业的经历成了杨士莪最好的借鉴。

因为父亲的缘故，杨士莪对清华园有着天然的亲切感。1947年仲秋的一天，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故园”迎来了这位行色匆匆的“新人”。由于接到通知书较晚，当杨士莪赶到学校报到时，只得在清华学堂北面带有外廊的平房——“二院”找了个栖身之处，与二十余位同学挤住在一间有上下铺的宿舍里。在这里，杨士莪遇到了诸多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如一同考入理学院物理系的周光召、陈遂等，他带着初入清华园的新奇和对知识的渴求，开始了大学生活。

风华正茂的杨士莪在大学时代的留影

杨士莪自身的成长成才经历就是他的教育观点的最好注脚。十余年的教育经历带给杨士莪的，除了知识与治学的方法以外，更重要的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由独立的精神和思想，这是他未来人生路上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20 世纪50 年代初，对于即将走出大学校门的杨士莪等同学来说，他们要面临的是一个民族的新时代，也是一个人生的新阶段，他们将有更多发挥天赋才能的机会，也将有更大施展抱负的空间。未来的道路该如何选择，才能不辜负这个伟大而崭新的时代？杨士莪期待着下一道人生选择题……

1950 年春，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学欢送杨士莪等参军

初登杏坛

分别在即，杨士莪与高伯龙、周光召等几位同窗好友之间并没有什么离愁别绪，他们甚至带着踌躇满志的向往和兴奋之情，在大学驿站准备再出发时，他们或将继续读研深造，或将服从组织分配参加工作，或将参军入伍，在有限的选择自由下，面对不同的人生道路，几个人围坐在床铺旁，杨士莪、周光召将几年来“合资”买的书摊了一床，为公平起见，由高伯龙为二人“分家”。杨士莪告别恩师、好友，踏上了前往大连的行程。“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投身海军的决定从此开启了他与海结缘的生命旅程，尽管当时他自己也未必意识到。

初入大连海军学校时的杨士莪

上课备课、队列点名、出操训练、内务卫生……对杨士莪来说，在大连海军学校平淡而拘束的两年时间里，他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完成了从一个普通百姓向一名军人的转变，使他自由散漫的性格有所收敛。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他得到了更全面的淬炼，军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增强了他性格中刚性的一面。勇于担当、敢打敢拼、艰苦奋斗、集体主义……经过两年军队生活的锻造，曾经的文弱书生，初步具备了战士的品质。

1952 年9 月，中央军委向全军下达了《关于调查登记大学、专科学校学生及各种技术人才的指示》，要求各单位在一个月内将登记情况上报中央军委。同年冬天，大连海军学校等院校接到由中央军委下达的令其颇感棘手的指示——“抽调300 名助教及1000 名学员到军事工程学院任教和学习”。在这个指示中，国家决定从全军抽调具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中央军委点名抽调大连海军学校40 多名教员，杨士莪名列其中。

初入哈军工时的杨士莪

年轻的杨士莪热情而努力，浑身充满了力量。谦虚好学的性格使他不断向从全国选调来的名师求教；学院“严谨、严密、严格”的教风，让他性格中的随性因素进一步收敛；备课、写讲稿、试讲，他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地过好教学关……作为助教的他与学员、教授和干部们一样，在各自的岗位上求学上进，那股向科学文化进军的激情饱含为国而学的光荣感和使命感，这种报国情怀把整个哈军工变成了一个奋发蓬勃的大课堂。

杨士莪在哈军工第一次学术报告会上作报告

军工大院就像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树林，在像阳光一样强烈的“强国之梦”的照耀下，杨士莪与周围那么多优秀的同伴一样，都在拼尽全力地向上生长。“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杨士莪默默积累着足以实现自我理想的能力，而命运送给他的奖赏——至关重要的人生机遇，正在向他悄悄地走来……

结缘水声

1956 年是杨士莪生命历程中“四喜临门”的一年。在这一年，随着《1956—1967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赴苏进修的机遇降临到杨士莪的身上，水声科学走进他的学术生命，他因此踏上全新的学术起点，终生不渝。

对杨士莪来说， 从在莫斯科学习水声理论，到苏呼米水声实验站参观的感性认识，再到参与组织、亲力亲为地介入真正的水声考察，可算是完成了转行的“三级跳”。兴奋之余，他也曾沉思，何时中国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这样的考察？杨士莪用了35 年的时间回答这个问题。直到1994 年，杨士莪以首席科学家和考察队队长的身份，主导了中国人自己对南海的水声考察，使中国人掌握了自己国家典型海域的水声环境特点及主要参数规律。

杨士莪在苏呼米水声实验站考察时留影

创建专业

杨士莪在指导研究生

1960 年夏天，完成南海考察的后续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水声研究室领导的同意后，杨士莪坐上了返回哈尔滨的列车。车厢里东北老乡们浓重的口音让他感到淳朴而可爱。回到已阔别三年多的哈军工，飞檐碧瓦上的啸天虎、朱红立柱的中国气派、久违的军工大院让杨士莪感到亲切而温暖。

杨士莪初返哈军工前后，时值国内刚刚掀起“水声热”，水声教育正处于摸索阶段，水声工作的规划布局开始得以落实。哈军工的声呐专业虽是国内水声领域最有代表性的“排头兵”，对声呐也开始有所研究，但师生在湖上、海上试验时，经常发现很多试验现象非单纯从设备角度就能解释清楚，为此，师生明显感受到已有专业限制，很有改革的必要性。但改成什么样？怎么改？这些问号时常徘徊在何祚镛、辛业友、周福洪、王鸿樟、谢钟朝等声呐专业创建者的头脑中。

水下噪声和水声换能器均是当时国内独一无二的专业。杨士莪是拓宽专业领域最积极的倡导者，也是院系作出这一决定后最坚定的推进者和执行者。他逐步拓宽自身在水声工作领域的涉猎范围，除水声传播外，还逐步涉及信号传播起伏与水下噪声领域，并着手编著《水下噪声学》一书，这是国际上最早集中论述水下噪声机理的专著。

从1960 年院系下定决心拓宽水声专业开始，专业的筹建几乎与招生、授课同步进行。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从谋划专业设置到培养青年教师，白手起家编写教材，到万事俱备招收学生，对于杨士莪等水声专业的师生来说，每一天的劳动强度都很大。面对这项开创性的事业，他们目标明确、心无旁骛、快马加鞭，也正因为这种“纯粹”与“简单”，这项事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变得简洁而高效。

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讲述了唐代著名画家曹霸的故事。诗中有句“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讲的是曹霸根据唐玄宗要求，对长安北面凌烟阁四壁上原绘有的唐朝24 位开国功臣肖像重新描画，使肖像绽放光彩，以崭新的风格面世。杜甫因此有诗赞颂，“别开生面”一词也从此流传于世。

如果把杨士莪放进历史的坐标系中，他对今天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在他的倡导和包括他在内的哈军工海军工程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水声教育的新局面由此被别开生面地开创出来。他们开辟了中国水声专业新的专业化领域，也翻开了中国水声专业人才培养的新篇章。

本篇文字节选自《杨士莪传：倾听大海的声音》，作者唐晓伟。

ISBN 978-7-03-052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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