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名量，现任暨南大学上海校友会会长。
康定路528号位置图
静安区康定路528号，一幢三楼的白色小洋楼，静静地挤 在一排沿路小楼中间。 雷册渊 摄
■本报见习记者 雷册渊
这里是“华侨第一学府”——暨南大学在上海的旧址，也是郑振铎笔下那堂著名的“最后一课”发生的地方。
十年前，徐名亮第一次走进这座小楼，一个人从一楼走到三楼，又从三楼走到一楼，一遍、两遍、三遍。
静安区康定路528号，一幢三楼的白色小洋楼，静静地挤在一排沿路小楼中间。
极少有人知道，这里是“华侨第一学府”——暨南大学在上海的旧址，也是郑振铎先生笔下那堂著名的“最后一课”发生的地方。
十年前，暨南大学1961级数学系校友徐名亮第一次走进这座小白楼。
当时已年过六旬的他，一个人默默地从一楼走到三楼，又从三楼走到一楼，一遍、两遍、三遍，他用双脚丈量着70多年时光的遗痕。与空气中悬浮的灰尘一起扑面而来的，是战乱中那段艰苦的办学岁月……
留在上海的暨大记忆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暨南人。”
然而，不熟悉暨大校史的人可能不会知道，今年11月即将在广州迎来自己110岁生日的暨南大学，却与千里之外的上海有着浓浓的历史情缘。
1906年，深感兴办华侨教育、联系侨情重要性的满清政府在南京创办暨南学堂，专门招收华侨子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校，也是暨南大学的前身。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暨南大学从南京起航。它迎来自己的辉煌时期却不是在南京，而是在上海。
学校成立后，不少海外华侨前来求学，南京的校园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办学要求。于是，1923年，学校迁入上海西郊真如镇，南京暨南成为分校。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将学校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
真如建校是暨南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上海这座大都市里，暨南大学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名师硕学前来执教。鲁迅、郑振铎、夏衍、周谷城、梁实秋、钱钟书等著名学者都曾活跃在暨大的讲台上。学校也发展成为拥有五个学院、十六个学系、两个专科的完全大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真如校区地处战区，暨大辗转于租界避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租界，暨南大学举校迁往福建建阳，直到1946年才回迁上海宝山。1949年新中国成立，暨南大学合并于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高校，结束了在上海二十余年的办学历程。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暨南大学最终得以在广州重建。
“扬子滔滔连珠江，暨南教泽播八方”，这是暨南大学校歌的第一句，至今还被暨南学子代代传唱。“扬子滔滔”即指暨南发轫于南京，成长于上海。这所著名高校身在广州，但她最辉煌的历史和记忆，都曾发生在上海。
教育的血脉在这里延续
只要到访的客人问起暨南大学，徐名亮就会兴致勃勃地从书房里搬出一大堆书籍资料，逐页翻开，讲述有关母校的故事。
每到这时候，这位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眼里就闪着光，像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自从2003年当选暨南大学上海校友会会长，暨大在上海的几处旧址，对他而言就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
历史上，暨南大学曾经辗转于上海的真如、宝山、徐汇、静安等地办学长达23年，其中以真如时期最为辉煌。1937年，淞沪会战，日军在3日之内于真如校区投弹40枚，巍巍学府，损毁殆尽，仅存一栋理学院楼（科学馆）和教工宿舍。
1946年暨大回迁上海的宝山校区，如今也仅有一块纪念碑，作为后人探访和缅怀的纪念物。而位于康定路528号的小洋楼，就成了暨南大学孤岛时期上海办学的唯一遗存。
这是一座三楼三底的欧式小楼，砖混结构，建筑外立面为白色墙面，底楼有卷拱门窗，二楼设西式栏杆阳台，三楼层高较矮，上部还加盖了一层阁楼。虽然历经沧桑，却风姿犹存，依旧能明显地与近旁的低矮商户楼和民房区别开来。
八十年前，正是这座小小的白楼，承载起了整个中国的华侨教育之命脉。
1937年真如校区被炸以后，暨南大学被迫迁入租界，开始了长达四年多的“孤岛”办学的艰难历程。在租界几经辗转，时任校长何炳松终于租得公共租界康脑脱路（即今天的康定路）528号作为校舍，并于1938年11月将学校迁入。事后清点人数，全校师生只剩下两百余人。
虽然康定路528号的小楼面积还不到原校舍的十分之一，但此时暨大除本校学生外还同时接收了中央大学、北大、清华、燕京、复旦等因时局变动而无法返校的学生在此借读，并规定所有家在战区学生的学杂费用一律全免，以保证正常学业。教育的血脉在这栋小楼里得以延续。
郑振铎笔下的《最后一课》
都德的著名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描写了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后，爱国师生上了最后一堂法语课时的情景。在康定路528号的小白楼里，也曾上演过中国版的“最后一课”。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翌日凌晨，日军坦克隆隆地开进上海租界，炮击黄浦江上的英美军舰。“孤岛”这块最后的弹丸地，也沦陷于敌手。
这天早晨，暨南大学举行会议，决议：“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所大学关闭结束。”何炳松校长含泪向教师们宣布后，大家分头准备上课。上课铃如往日一样响了，学生们如往日一样坐在了课座上。教师们宣布了学校的决定，学生们脸上都露出了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听老师讲授“最后一课”。
事后，时任暨大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在散文《最后一课》中，用沉重的笔调记下了这悲壮的一幕：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地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的刺刀，“引满待发”。
……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沙沙地不停地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可听到。几分钟后，又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的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的合上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的立了起来，默默的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的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一个个都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向走去。
……
历时四年，暨南大学在这栋三层小楼的“孤岛”办学岁月终告结束，见证“最后一课”的康定路528号，也成为那一代爱国师生心中永远的精神高地。
在随后的战火动荡中，康定路的这栋小楼幸运地留存了下来。
暨大撤校之后，小楼成为上海市第九制药厂的所在地，后药厂改制为上海通用药业，搬离这里，这栋西式建筑又作为静安区的少年教育基地被继续使用。再后来，产权转移，小白楼被租赁为临街商铺。存留至今，房屋结构依然完整，保存良好。
因为种种原因，暨大真如旧址的两幢老建筑没能完整留存，康定路528号成了暨南大学上海“孤岛”办学时期唯一的“遗存”。
不久前的一天，八九十岁的暨大老校友们，冒着近40摄氏度的酷暑，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到徐名亮的家中。回忆起70多年前的暨大时光，老人们心生感慨，也愈发希望母校旧址在历尽沧桑后能够长久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