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带着善良来了,温暖了我40年

张瑞平发表在《大营利性原生态文学》上。

张老师和他念叨了哪一年教的我,两个人估计了一下,原来他只从1977年到1978年教了我一年。

“可我怎么感觉您教了我好几年呀?不止一年吧?是不是弄错了?”我不甘心地追问老师。他轻轻笑着,眼里写满肯定:“我在你们村总共就教过一年书,怎么可能教了你好几年?”这是怎么回事呢?单从我记得的与老师之间的太多的事情而论,也不可能才一年呀!仔细思量,是不是因为这一年里他对我付出得太多呢?而张老师,又何尝不是在我心上挂了一辈子!

1977年我升到二年级时,张老师带着善良和温暖来到我的世界。

张老师从五里以外的一个邻村调到我村教书,那年二十四、五岁,结婚刚二年。他中等个子,总穿一身打了补丁的旧蓝色中山装,平头短发,圆脸,浓黑眉毛,大眼睛炯炯有神,鼻子端正,嘴巴不大,很温善的样子。张老师教二、五年级复式班,各门功课都教我们。没几天,张老师就看得起爱学习、成绩好的我了。他常常用毛笔蘸了红墨水,在我的卷子上打出一个粗粗大大的“100”分(别人都是用红钢笔打的分数),在学生当中美美地夸一番,再拿着卷子站在学校院子边的小路旁,给那些干完农活收工回家时路过的村里人看,再大加炫耀一番。我因此也成了村里的小名人,原本自卑的心态在他的夸奖里,慢慢自信起来。

张老师还很快知道了我母亲得精神病、没个女人管理的家庭情况,对我又多了一层关爱。他每天都要把我和另一个名叫“张孝光”的男孩(这个男孩的母亲也是常年生病)叫到办公室,问我们吃过饭没。我们家吃饭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父亲上白班时吃不上口热热的午饭,即使在寒冬腊月,也总是吃那自制的“三明治”——冰凉的窝头夹了更冰凉的酸菜,吃得我们姐妹几个从前胸凉到后背,凉气满肚子窜,所以肚子疼是常事。张老师常给我喝点热热的盐水,在他的热炕头趴会儿,肚子很快也就不疼了。有一次我上课发烧,头昏脑涨,浑身发软,就趴在桌子上。张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用三个手指使劲揪我的眉头,又两手从眉心往太阳穴用力推,那种钻心的痛至今难忘。我忍着不哭,但泪蛋蛋直往下掉。一番按捏后,张老师又让我喝了热水,在他的土炕躺着睡会。一觉醒来,头痛完全好了。不记得肚子疼、害霍乱有多少次,也不记得在他那土炕躺了多少次。

张老师对我其他方面也很关注。有一次,我吃过午饭到了学校,张老师正坐在学校院边的一块石头上吃饭。他看到我,把吃完的空碗递给我说:“再给老师舀一碗去。”我以能给老师舀饭为荣,接过碗高兴地跑到他办公室,舀了一碗玉米糊糊端出来。当我走近张老师时,胆怯拘谨使我不由得扭过身子,跟他来了个“向后转”,用一只手从后背把碗向张老师递过去。可好半天也没人来接碗,我的手腕都累了。回头一看,张老师也跟我来了个“向后转”,后背朝着我不理睬。看着他僵直的后背,我又想笑又有点害怕,于是扭回身子,面向张老师,两只手捧了碗,静静地等他来接。过了一小会儿,张老师转过身来,看到我恭敬端立的样子,温和地笑着说:“这就对了嘛。给长辈、老师端饭用一只手,会被人笑话没教养,以后可得彻底改了。”我从此再也没有犯同样的错误。

张老师很贴心,生怕有人欺负我这“疯子家孩子”,特别护着我。有一次,一位同学拿着一条红绸子要送给我,条件是让我帮她的作文“起个开头”。我以为这样做就像老师说的会“害了她”,便不答应帮她。她气不过,对我一顿辱骂:“你学习好就神气什么?再神气你妈还不是个疯子?每天没人给你梳头发,头发乱糟糟,你就像个小疯子!小疯子,小疯子!大家快看小疯子呀!”她的辱骂没能压过我在同学当中的威信,除了没有一个人跟着她起哄,反倒招来张老师的一番教训:“是谁教你这样骂人的?是谁允许你们这样骂她的?瑞平这孩子已经这么不幸了,还要受你们这般侮辱!小小年龄就这么不善良,还有点同情心吗?你们不看人家学习多好,不好好向人家学习,反而欺负她,太不像话了!以后谁再让我听到骂瑞平,看我怎么收拾他!”张老师生气的时候本来就凶,训着训着越发火了,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紧紧咬了牙,紧绷的嘴唇往腮帮两边咧,头发也竖起来了,呼呼喘着气,肚子一鼓一鼓地,两个肩膀上下起伏着。他可从来没生过这么大的气,老师都是为了我呀!我眼睛一热,心里生出说不尽的温暖和感激。

张老师对我的同情使他有时不免失去了为师的规范。有一次很重要的期末考试,派了外地老师来监考,偏偏那个中午母亲犯病了,折腾得父亲没做成饭。我吃了“三明治”,眼睛红肿地赶到学校。张老师看到我,背着别人轻轻问到:“你妈又闹腾了?又凑乎着瞎吃了一顿饭吧?”说着给我倒了热水喝。考场上,我心情沮丧,闷头答卷。从没被“造句”难住过的我,对一个“像……”的造句怎么也想不出来。眼看好几个同学都交卷了,我还在苦思冥想。这时,张老师走进教室巡视。他走到我座位旁,用迷惑的眼神看着平常交卷总很早的我,又盯着我的考卷看。突然,他做了个让我吃惊的动作,他趁监考老师背过身,一把扯过我手中的笔,快速在我草稿纸上写下六个字:“共产党像太阳”。我脑袋嗡地一下,张老师早已离开了我的座位,我赶紧用卷子盖住草稿纸,缓了一口气,拿余光瞅瞅毫无反应的监考老师,在卷子上写下那六个字,手都感到发抖了。当时幼小的我也知道老师在犯错,但我心里还是充满了感激。那次的语文成绩第一名虽然让我感到心里不踏实,但我以后的学习更加努力了。现在想来,老师应该是觉得考场上的我心情太沉重,一时迷糊了脑子,不免“救”我一把。

但也有一次让张老师生气到让我做检查。那是一次上夜学,坐在我前排的“六汝”(在他们家排行老六的女儿)转过头来要摸摸我的灯座,那是大姐专门用烧瓷砖的白色砖坯给我做的,在村里独一无二,同学们个个羡慕。灯座本来脆弱,我怕六汝一使劲给我弄碎了,就不许她摸。她气不过,就给我和跟我同桌的家族弟弟“配对儿”,叫我们“老婆老汉”。我一生气推了她一把,她没站稳,连人带凳子跌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正好她妈妈串门经过学校听到了,走进教室把我臭骂了一顿,说我狗胆包天,敢欺负她孩子。骂声惊动了张老师,他一看我被人骂的狼狈样子,就让我说说怎么回事。我低头无语,啜泣不止。张老师火了,劈头盖脸扔下一串话:“你平常挺好的一个孩子,有什么委屈说出来呀!哭哭哭,就会哭!你把人家推倒了,就写份检查吧,明天交给我!”说完气呼呼地摔门而去,六汝家妈妈终于停止了骂。第二天,从没受过写检查这种委屈的我低着头不看人。张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清推人缘由,缓和了语气,嗔恼地说:“老师就是怒其不争,嫌你死活不吭声。六汝妈妈以大欺小我早看不惯了,可你就是有理不说话。好了,别生气了,老师没有真让你做检查。”我“哇”地哭了,张老师说:“好好哭哭吧,你这闷葫芦一样不说话的孩子,心里的委屈何止这点呀,哭哭也好。”我突然收住不哭了,张老师慈爱地看着我笑了:“让你哭你又不哭了,你这孩子……”

张老师待我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也听到一些张老师真要收我做他孩子的传言。那时张老师的亲生孩子刚出生没几天就夭折了,他们俩口子很难过,就想把我收了做他们孩子,但终究没有跟父亲提。多年后我师范毕业,有一次帮张老师家掰玉米,顺便问他此事。他说当时确实想收我做女儿,主要是觉得我可怜,还犯着病(得了湿疹),学习还好,怕将来因为家庭或病情耽搁了读书,可又怕我父亲不同意,所以没敢张口说。我听着,默默地掰着玉米,感动不已。

二年级那年由于张老师的呵护偏爱,我的成绩异常的好,学习劲头十足,状态也好,平常几近自闭的我还偶尔跟同学说说笑笑。可好景不长,一年以后,张老师接到一纸调令,要去往另一个村里教书了。张老师在放暑假前将他调走的消息告诉了我,我顿时懵了,低了头无言地伤心着。在那个简陋的办公室,他说了好多话。他要我好好学习,要我跟人多说话,要我催父亲给我好好看病,要我坚强点,他说他信我是个读书的好苗子,将来能考上学校。张老师又拿出两本书递给我,一本是《算术》,一本是《宝葫芦的秘密》。他说:“这本《算术》是老师小时候上学用过的,你要感兴趣就看看。这本《宝葫芦的秘密》是老师偶然间得到的,你会喜欢读的。”张老师又拢拢我乱糟糟的头发说:“好孩子,老师要走了,以后学会自己关心自己……”突然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勇气,我抱住张老师哇哇大哭起来,大声喊到:“张老师,我要跟着你上学,你带我走吧……”张老师没说话,戚戚然好半天,安慰我说:“老师带不了你呀,你家里不会同意的。好孩子不哭,你只要记住老师的话,不管多难,好好学习,赶紧看病,考上个学校,千万别辍学了。”张老师走了,我怀着无尽的依恋与不舍,目送着他的身影渐渐远去,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我泪如泉涌,撒腿一口气跑回家,躲进屋里放声痛哭……

张老师送给我的两本书我至今保存完好,那本《宝葫芦的秘密》也是我读到的第一本童话。从那时起我怀揣了一个理想:为了张老师的期待,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学校。考上学校后,我要把第一封信写给他。

与张老师分别后,我怀着对张老师的思念和张老师对我的期待,加倍努力学习。经过六年发愤,初中毕业后,我以全县仅有的应届生考入太谷师范。坐在敞亮舒适的教室里,我铺开信纸写着入学后的第一封信:“敬爱的张老师您好……”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把考上学校的第一封信写给敬爱的张老师。

在张老师的来信中,我收到他欣慰的心情,收到他激励的话语,也收到了他的寄来的钱:“……你家里困难,老师仅拿少许的钱资助一下,不要多心,收着就是,好好学习……”我一张一张地数着那些皱巴巴的“少许”的钱,足足八十元!我一个学期家里才给六十元,也就够了。可张老师当时因为计划生育问题已经失业回村了,村里连他的地也没有,仅有一点自留地,家里还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靠什么生活呢?可他居然还给我寄了这么多钱!拿着沉甸甸的八十元钱,我心潮起伏,又一次泪如雨下!

张老师是1983年失去民办教师工作的,当时他已有三个男孩,属超生严重者。两口子突然都失去工作,村里还没有他们的责任田,在那个农村只能靠土地生存的年代,他只好扛起镢头,漫山遍野地找一些田头的犄角旮旯、荒凉的生地土坡刨出来,养熟了耕种,以求填饱几张嘴。“一下子从讲台走进田间,我的心像从山顶一下落入低谷,失望悲伤……”这是老师多年后对我表达的心迹。可想而知,单薄的秀才身子,习惯了握笔的双手,突然扛起沉重的镢头,是怎般摇摇晃晃地挑起一家五口人的日子的。

有道是“百无一用是书生”,走向田间的张老师果然很拙笨,种地技术不熟练,仅靠几亩自留地和刨出来的生地也打不了几颗粮,他们的日子在风雨中飘摇着。几年后,偏爱女孩的张老师又有了第四个女孩。1987年师范毕业后我去过他们家,看到不大的窑洞里,从最大的十岁到最小的一岁,青蛙蝌蚪似的三男一女四个孩子,有在地上跑跳打闹的,有在炕头打滚乱叫的,憔悴忙乱的师母吵这个骂那个,在一团糟的家里来回穿梭,我只能找个空隙站稳自己。此时的张老师已然裹了一身农民气息,唯有一双大眼睛在总拧皱的眉端偶或闪出智慧的火花。他看到我,眼里掠过惊喜,憨实地问候、倒水、絮叨,一边好脾气地应付着孩子们的淘气。走的时候张老师和师母送我点红薯干、酸枣、咸菜、酸菜、烤饼、鞋垫,都是地道的农家货,土气而亲切。我忽然想起鲁迅笔下的闰土来,心里不胜凄凉。

改革开放几十年,春风吹得到处一片绿,可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弯了张老师的腰,他始终没有离开村子半步,抱着他的几亩薄田和一间磨坊,兀自披了一身劳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的节奏和质量,在他的固守中缓慢而滞后,直到孩子们长大了,老二也该结婚了,可老大还没有娶媳妇,家里愁云弥漫。有几回素来贤惠的师母跑到我家,跟我痛斥张老师的笨拙顽固,规矩死板,想把家扔给他,自己出去闯。师母的埋怨之深让我时时想象张老师挨骂的狼狈情形,不!这不是我意愿中的张老师,我得帮他!三思之后,我觉得自己能做的唯有帮张老师那叫了我十几年“姐姐”的孩子介绍对象。

命运似乎也在帮我,2004年,我试着帮张老师家大儿子介绍对象,没想到一举事成。当我去参加婚礼时,张老师和师母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对我千恩万谢。看到张老师扬眉吐气地迎接八方来客,满脸溢着喜气,不无得意地跟来人说“新媳妇是个大学本科生呢”。这让多年来心中一直扛着张老师恩情的我很是释然,为自己终于为他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感到无比欣慰。之后我几次去看张老师,都是听了他和师母的感激,说“多亏了你穿针引线,老大带了个好头,紧接着老三也顺利地娶了媳妇,老二在北京也有了公司,发展得不错”。好像我给他们家一潭死水注入一股活水,活水又带来一派生机,转眼他们家就颓废散尽、气象一新了。再也没有听到师母抱怨,张老师家的好日子到来了,张老师乐得一堆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似乎他这棵老树可以尽抛一切烦恼、洒一片阴凉、笑看前头万木春了。

可天不随愿,世事难料,2013年张老师查出来胰腺发炎,腹胀腹痛、恶心呕吐时有发生,病情紧急严重,孩子们带着他去往京城治疗。时年我看到做过手术的张老师,虚弱得连抬头也费劲。2014年张老师再次发病做手术,又一次大伤元气,孱弱的样子至今不忍回想。去年我和大哥去张老师村里办点事,看到张老师憔悴、羸弱,每迈一步都需用力,说话声音幽微低弱,叫人不忍目睹。看看身边与张老师老同学的大哥黑发森森,走路铿锵有力、说话啷当有声,我感慨不已。我不经意说了一句“我得了一身荨麻疹”,引发张老师老半天的询问,眼里满是焦急、关切。他们家桌子上仅有的三个月饼,张老师非要我拿上。师母又给我拿来装好的南瓜、白菜、几双鞋垫,又说“时间紧张,要不给你摘点豆角”。 看着他们殷勤、憨厚的样子,满心感动涌上心头,苦难的童年,老师陪过我的岁月,一桩桩,一件件…… 嚼着张老师给我的月饼,眼前浮起张老师苍白的面容、弱不禁风的病体……天暗下来,夜幕盖过我的满眼泪水……

好在刚刚电话里又传来老师病情逐渐康复的喜讯,我的心海泛起欣慰的涟漪。张老师又问询我去年的荨麻疹今年没有犯吧?孩子工作情况如何?女儿毕业了吗?最后说“你这好强劲改掉不少了,挺好挺好”。不一会张老师又发来短信:“当年从讲台走进田间,我的心像从山顶一下落入低谷,失望悲伤,接到你考上师范的信,深深感到我十多年没有白费,你给我增添了力量。但没有勇气将我心目中的学生以成我的女儿,总觉得我落入低谷无人看得起,这是我终身最遗憾的。”这一字千钧的话语隆隆撞击着我的心。细数张老师待我之心,牵挂我的一件件事、问候我的一句句话语、给予我的杂七杂八的琐碎之物,比我的亲生父亲何曾少了多少?他是把我当了他的女儿看待呀!可我也仅仅在每次遇到他或看望他时,拿出一二百元略表心意。真恨自己没有更多的能力帮到多年来病困交加的老师呀!

“但没有勇气将我心目中的学生达成我的女儿。总觉得我落入低谷无人看得起,这是我终身最遗憾的。”张老师这几句话像锯齿划过我的心,他确实深深地误会我了。张老师啊,我与您仅仅相差十四、五岁,况且我还知道您与我大哥本为同学这一层关系,这些障碍如一堵无形的墙横在你我之间,我怎能突破呢!但是敬爱的张老师,您陪我走过最忧伤的童年一程,瑞平此生怎能忘记!当我走过童年的黑暗,迎来少年时代的黎明,跨入青壮年时期的日朗时;当我站在讲台上看过太多走不出忧伤自闭的孩子时;当我细数自己一点点攻克自闭走出忧郁的艰难过程时,我怎能忽略您领着我一步一步走过的那一程路?正当我孤独地行走在童年黑暗的夜路时,您带着温暖与爱来到了我的世界,给我的打开一扇敞亮的窗。您对我的每一点一滴有意无意的关心赞扬,都在一个渴望关注和爱的孩子的心上激起澎湃的浪涛,那些年我生命中的温暖、自信、快乐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您的。在我一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您给我荒芜的心上播撒了温馨的种子。您对我的关爱,就是我一生前行的力量啊!这一年,对我来说是一辈子呀!而您的功劳,又怎能以尺、以丈来衡量!于是敬爱的张老师,瑞平的心上,便也雕刻了一个您,一生一世!为此,无论您今天是否还在教书,我都把您磐石般立于心间,与您维系着这辈子的联系。

我拿起手机,敲击着屏幕:“敬爱的张老师,一文,不足以书这一生一世之真情。但我若不写出来,这四十年的情总沉沉于心,便是半步也不能轻松前行了……”

雷鸣霄谈自己的一生学进

我没上过几年学,只是上世纪的1956年从沿村堡小学毕业,由于家境贫寒,学习茄子气,连中学的门门窗窗朝哪面开也闹不清,无奈之下于1957年回村跟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挣十分工的好劳力们胡聊胡拔挣五分工,或和年龄不差上下的小伙伴拉水车抽水浇地。

到了1958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跟着好劳力们为高级社翻粪到傍晚收工,算是又挣到了五分工。回家时,便到学校占据的古庙去看在本村初小教我来的老师,刚进他住的教员室,我的老师便对我说:“县上要招收教师,你愿不愿意?如要愿意就报个名吧。”老师的这一提问直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心里既激动,又觉得咱年龄不够更觉得没本事,觉得别说考不住,即使考上也不是那号料子,当时老师在咱眼里不知有多高形象。我面红耳赤地半晌支支吾吾……,老师看到我难堪接着又问:“你究竟愿不愿意?”在老师的追问下,我忐忑不安地说:“我年龄才十六岁,人家要吗?”老师说:“这个年龄我知道,你要愿意,明天就到城内一小学考场参加考试。”回到家里我将老师的话如实告诉爸爸妈妈,二老一听,当场激动得两眼闪现泪光,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咱家祖祖辈辈也没出过个教书的,要是考住真是全家的福气啊!万一考不住还是回村当咱的农民也不是丢人的事,村里的年轻人又不是咱一个。”

在老父老母的悉心开导鼓励下,第二天衣袋塞了妈妈为有个好记心煮的鸡蛋和一个白面烧饼,还有五分硬币准考费,清早吃了一顿上考场前的早饭——高粱面饼子,便同本村一起参考的年轻伙伴开动11号车进城到南大街,找到了一小学报了名并随手交了五分硬币准考费。临到开考前,一监考女老师喊叫进考试教室就座,参考人员依照编号顺序每人一桌,一桌一考卷。待监考员宣布考场纪律后,依考卷试题要求,就我当时所掌握的知识在试卷上作了笔答,答得对与不对,我也把握不清,我还在众考生大部分未交卷前便交了卷。走出试场后和已交卷的同伙们把考题答案大体交流了一番,便各自回家。回到家,只见老母坐在院里等候,她老一见我就问:“考得怎样?”我说:“还不知道,上面判了卷我才能知道。”待我走进家里,只见灶君牌位前有供奉的香火红烛,兴许是老母在我离家进城参考时,为满足心灵愿望,期盼着为儿的考试成功而搞的祈祷祝福,将自己的期盼托付于神灵保佑,她在供奉时念叨了些啥我也不知道,心想,既烧香又点灯,总不能不说些吉利的心里想的事吧。

事情实在无巧不成书,考试完隔了两日时光,不知是神灵的保佑,还是考题答对使然,我正和妈妈在院里坐着,在学校教我的老师满面春风地走进我家院门,高兴地对妈妈说:“你儿子考住了,在家里拿上能换十五斤粮票的小麦到粮站兑换后,八月十四号去城内五小学集中培训。”喜出望外的妈妈激动地给我准备了换粮票的小麦,我急忙肩扛到粮站换了粮票。待到八月十四号这一天,兴致很高的妈妈,为打发我进城培训,眼含热泪唠叨着:“真是谢天谢地,多少辈子这个家也没出过个当老师的,这真是全家的福啊!”

进城培训后,我被分配到离本村十多里路程的本乡小沿村学校当教员。小沿村学校原有两位老师,我上岗前一位较年轻老师已调离,我作为一名新兵同一位老教师合伙配合,在分工时我带一、二年级两个班。当时的我,说是为人之师,实则心里直打嘀咕恐慌,“咱能教好这些孩子吗?如若教不好,咱怎样向家长向社会交待呢?定会引来众多村人耻笑谩骂,无脸见人啊。”可是,已上了这个岗,接时沉重放也不易。过了约半年时光,学区要组织各校学生考试,心里又犯嘀咕,“这考试是否是对准咱这个新手呢?如若咱带的一、二年级考不好,我看公家就不用咱啦。”可刚从小学毕业回村挣五分的咱着实心存初入楼房不知深浅的心态,想归想,实践归实践。终考阅卷后,不知是上天照顾还是学生努力,这一老一小带的四个班级,都没拖学校整体的后腿,小沿学校竟在全区几十所小学名列第四。在和搭伴的老教师交谈时,我获得了他的赞许。交谈中,顺便拿起办公桌上的一张《平遥小报》边谈边看,发现在一篇短文的末尾印有“许明维”的名字,便问老先生:“这许明维是何许人呢?”老先生告诉我:“这许明维也是咱们当教员的,平遥小报上经常有他写的文章,你要能写也可以写,写好寄到平遥小报,办报人觉得你写得好,报纸上就登出来啦,如果写出来,送到广播站也给全县广播。”说话无心很随便,听话有意细思量。老教师一番交谈后,似一叶刚发新绿的嫩芽遇到了初春的第一场甘露,煞时觉得格外清爽,稚嫩的心灵顿时倍感提神:“这当教师的人也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原来连想也没有想过,每每看到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后面有作者名字,总觉得这些人不是知识深厚,就是头顶乌纱的官儿们。

经搭伴老教师一点拨,自此便留意农村中紧跟当时形势而出现的先进人和事,也试着学写豆腐干和豆腐块,写好后咱觉得可以,便让搭伴老教师审查,他看后说可以,便送往当时的县广播站和《平遥小报》,文学多一点的竟斗胆邮往《山西日报》、山西电台,觉得有点文艺味道的还寄到了《火花》杂志,其结果是,除县广播站、《平遥小报》等选用外,往县外报刊寄出的不是退稿就是石沉大海。这时候的我呀,既有省报刊退稿的灰心沮丧,又有县报广播采用的安慰喜悦,二者之间距离只差思想这把尺子的衡量,继续量总会量出尺寸,倘若把尺子扔下,尽管尺有长短,但放下它不用,到头来这把尺子也只有一尺。所以一直想着,不管写的文稿笨拙,哪怕只当练笔学习也罢,反正咱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即使稿件不被采用,也能给上级当作情况反映,让领导多掌握一些下情,以使其准确制定政策领导推动工作做参考。一边教书育人,一边了解集体和群众中的实情动态,不停地写,不停地送,无人布置工作,但老觉得遇到一宗对社会对群众有益的事和人,撰写出来寄出去像是尽到了责任、完成了任务。这样干,虽说是自讨苦吃,却也乐在文里字间,年龄尽管稚嫩,但思想里总想着国家、社会、群众安乐。

到了1959年,年龄、教龄又增长一岁的我,又调到山区的新窑村学校任教,村不大,人口稀少,三十八户人家只有十三名学生,刚去听山民讲:“全乡五十四个村的学校,俺村期末考试完,多年老是倒数第一。”有调皮的人还编出了几句令人捧腹、快笑掉大牙的顺口溜“新窑村小村村,连上老师才十四人,教书的老师年纪轻,要摘后进帽办不成,吃上几年山苹果,临走也要带哭声。”我接任后,对于没有单独负责过一所学校的我,听到这些风言风语,着实有点没有把握的胆寒,不来这里吧,咱能去哪呀!来到这里啦,虽说是把剃须刀,也没搭伴的老教师,十三名学生四组复式,教的好与赖就是咱一人谋划,一年到头了,学区也要统考,哈哈,就是咱这个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的十七岁年轻人,全区期末考竟跃到五十四所学校的第二十三名。面对这一成绩,村里山民们嚷嚷开了:“这个年轻孩子还可以,来咱村刚一年,学生考试就上了一半名次。”

在这学生少的山区学校,实在活计不多,我又拿起了秃笔,对山老区“灰毛驴驴上来灰毛驴驴下来”的山民生产、生活情景试用小说体裁撰写文稿,可功夫没少费,煤油熏黑的鼻孔抹了一次又一次,眼球干涩了用凉山泉抹一把,又抓起笔,写啊写啊,无论怎么写,见诸报端的除《平遥小报》、县广播的大手笔们高抬贵手送几块豆腐干外,邮寄省报刊的竟原封不动退了回来,好在有的刊物在退稿时还附着一块纸,上面写着:“此稿纯系一篇通讯,未达到文艺规格,希今后多加努力。”以此进行鼓励,面对这一态势,我没气肚子,自感文字、文学知识太差,必须多向书本学习,紧跟上级方针政策,多实践、多向群众实践获取知识充实自己。自此,便不断跑新华书店购买书籍、购买《山西日报》、《人民日报》社论汇编,不断细读、熟读、精读,曾有一段时间我竟背读起了社论,为的是让缺电的装置能量充足。

在六七十年代天天学、月月学的形势下,上上下下常举办积极分子代表会,我经常被借出去帮单位、帮人撰写经验介绍或发言稿。随着时间推移,便接到通知奉调回县农业部门,经常跟随县委主要领导到乡村、跑田间,同基层乡村干部、农民交往频繁、县上常召开三级干部会或乡村某项管理电话会、现场会,较大型会议由办公室主要领导负责执笔,我负责抄写。我随领导下乡了解情况为部门办的《简报》撰写文稿,白天跑,吃过晚饭又坐“夜班车”,文稿成功后,除《简报》印发外,便将稿件寄送省、地报刊,结果大报、省刊也不断刊发我撰写的文稿,而且比早前的“豆腐干、豆腐块”可大多了。随着时间变迁,手里又有了《晋中日报》、山西电台、《山西民政》、《中国社会报》颁发的特约通讯员证,在这么多证书鼓励下,似乎写作的路也拓宽了许多,更感到了责任的压力,手中的笔也沉重了,于是社会调查也多了,写作文体也增添了杂文、论文、小小说、诗歌,曾不断被《前进》、《山西农村》、《中国民政》、《山西民政》、《山西日报》、《山西老年》、《山西政协报》、省政府内参、《农村工作通讯》、《晋中日报》、《晋中论坛》、《决策与研究》等报刊陆续采用。

接近花甲时,自感作为工作几十年的人就要告老还乡了,但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手中这支笔犹如钢枪枕戈怎么也退不了。

一百年前的平遥留日生

郝新喜

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打破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的美梦,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面前,泱泱大国数千年的封建理念被击破,民族存亡的危机直逼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等提出了废除科举、改革弊制、引进新学的主张。清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于是,有许多的爱国学子走出国门,向其他国家求学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所有的中国学子留学的国家中,新兴的日本成了众多留学生的首选国家,而也正是以这些留学生为主的辛亥革命志士,推翻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在这些留日生中,也有以商业鼎盛而闻名全国的平遥籍学子。

杨天章,原名杨兴汉,平遥县曹村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出身于商人家庭,自幼聪明,少年时入曹村私塾就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平遥县超山书院进修,光绪二十八年(1902)考取秀才功名,光绪二十九年(1903)入山西大学堂中斋学习,据台湾山西文献社出版的《清末山西留学生》记载,杨天章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山西大学堂公派留学日本,学费400元,其中地方筹助333元,自筹67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业专门部采矿冶金科学习。到日本后,杨天章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以求回国后对山西这一矿业大省有所贡献,在此期间,杨天章也发现,腐朽的清朝统治与当时的世界潮流已格格不入,成为了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于是,于1906年5月10日经同盟会会员荣炳、徐抡元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积极投身于推翻清王朝的活动。但1911年辛亥革命时,由于其尚在日本,故未能参与辛亥革命的活动。直到1914年6月,杨天章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才回到中国。回国后,先后在山西天镇煤矿、大同口泉辛村宝恒煤矿从事采矿工作,历任技师、工程师、经理等职。据《山西票号史料》第六章第三节中史料记载,杨天章担任大同口泉辛村宝恒煤矿公司经理期间,曾于民国十五六年向日升昌借银币数万,用于扩充经营,但至民国十八年,因为矿洞积水,无法归还借款,将该矿抵押偿还日升昌。此后,杨天章仍从事采矿工作。解放后,被先后聘入中央人民政府企业部、燃料工业部任矿业专职工程师多年。1955年又被调入华北煤矿局煤矿技术训练班任专业教员。杨天章于1960年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八岁。

冀鼎铉,字葆忱,平遥县梁村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冀鼎铉出身于晋商家族,家境富足,少年时喜爱读书,据台湾山西文献社《清末山西留学生》记载,冀鼎铉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公费入日本明治大学商科学习,学费400元,其中地方筹款333元,自筹67元,到日本后,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由明治大学商科毕业。清宣统三年(1911)六月十日参加清政府部考,被授予商科举人,此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冀鼎铉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于1912年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当选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1913年6月19日参加由山西人景耀月组织的政友会,后参加护法运动。1923年因政见不合回平遥梁村隐居,晚年信仰佛教,于1931年6月8日去世。

附:民国逸士冀君葆忱之墓碣

逸士讳鼎铉,字葆忱,余之胞兄也。生而□悟孝友爱读,慷慨任侠有古士风,年二十二游学日本,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清颠覆,民国成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参与护法之役,宣劳于国事者二十年。适南北统一,中央授勋,给予二等□绶嘉禾章兼简任职,兄敝履视之,终未领受,尝读史鉴,重陶潜之为人,曾云渊明非无济世之念,因时代不合乃隐居耳。民国十二年春,因亲老家居,是岁先严逝世。遂谢绝政界不再问世,筑园于村东专攻佛学,栽菊自赏,名其园曰静乐居。民国二十年六月八日兄殁,享年四十有九,土林里邑闻之皆太息。余谓人之食息于天地间有几何时,兄之生也,自在逍遥蔼然如春,兄之逝世,无碍解脱,然似秋去春来而物自生,秋至而□自化,顺序而行有何慊焉。兄亦有□,生既无愧死亦心安。当铭斯言,永志不□。

弟 敏学 敏功撰并书

男 人龙 人风 人镜

孙 幼安 幼慧 奉祀

民国三十二年三月清明 谷旦(该碑现存平遥梁村东桥下)

张柏林,字新甫、平遥县段村人,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三月二十七日,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考取秀才,先后教学于平遥段村、杜家庄、源祠、及介休北贾村,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中举人,入天津道台幕府,后被保送日本留学,前后留日七年,学习工业、物理、电学、机械等科,回国后,被平遥县西南乡推荐为民团副团长。民国元年(1912)被推举为山西省临时省议员,民国二年(1913)当选为山西省参议员,并担任山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山西省商业专门学校教员。民国八年(1919)四月,由平遥返回太原途中,暴病而亡。据段村老年人(上接77页)口述,系因张柏林与阎锡山不合,因此被阎锡山派人毒死。

此外,在辛亥革命前后留学日本的平遥人还有郭生荣(1876-1941),字耀卿,号浩然,平遥城南堡村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曹锟政府时议员。赵克恭,平遥襄垣村人。郝光祖,由农林预科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留学日本苍野高等农业学校,后改入医科专门学校。范光祖,字绳武,留学日本医学专门学校,民国十七年(1928)二月,任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儿科、皮肤科教员。苏锡祚,字叔延,平遥县岳封村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毕业,留学日本东京大学。侯俊岩,平遥县西王智村人,哈尔滨法政大学毕业,留学日本东亚学校。雷任民,平遥城内人,1933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院。于晓玲,女,平遥县城内人,留学日本,学校不详。

平遥县在清代至民国年间,是一个以商业闻名全国的县城。但综观辛亥革命前后平遥留日学生的情况,并不逊色于其它县市,虽未参加山西的辛亥首义活动,但对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改良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均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