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世界她的美丽#

想念一棵榆树，想念我的母亲。

你还记得我们一家吗



我是在榆树底下长大的。长大以后就没有再看到过它，榆树却一直在心中长着，它似乎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已经变成诗句里的意象了。

我一闭眼就能看到一棵粗壮高大的老榆树，树皮的裂纹里有艳黄的榆風爬来爬去，遮天蔽日的树冠像是巨人挈起的大伞。一串串元宝似的榆钱被风吹落，在旮旮旯旯的泥土中随遇而安。待明年春雨滋润，阳光抚慰，便欣然破土萌生，长出一片片小树苗，每棵小榆树都是一个童话一般的故事。

我恋着榆树底下的院落——像一场电影里的画面：青砖蓝瓦、栅栏水井，连着院子里的葡萄架，那么近又那么远，永远没有休止地浮现游移、飘来淡去。



每个清晨起来总看见袅袅炊烟绕过屋顶，母亲举起冒着热气的锅盖轮到房坡上晾晒。那麦秸扎编的大锅盖隐隐地散发着馒头的香味，沾着烟渍油腻，圆圆的像是个小小的穹窿，样子那么原始，那么美。锅盖从母亲的两只手臂中划过头顶，稳稳地落在厨房前坡的瓦片上。然后母亲回过头朝我们嫣然一笑，我就知道饭做好了要开吃了。

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对这个画面一直记忆犹新，那不仅是因为饥饿对食物期待的感觉历久弥新，更是因为母亲举起来又放上去的不仅是锅盖，而是家里的天空。

冬天的时候天黑得早，一家人都围在厨房里，一边取暖一边等着饭好。一盏煤油灯高高地挂在山墙上，黄豆大的灯火照得满屋子温馨昏黄。屋子外面的东北风呼呼地刮着，带着哨音从没有塞严实的窗洞里钻进来，灯芯的火苗在暖暖的蒸汽中趔趄了一下又迅速恢复了平静。外爷坐锅门外烧着柴火，他一手拉着风匣一手往灶里添柴。火光把外爷的脸照得红彤彤的，长长的白胡子随着风匣的节奏摆动，像个白发小精灵在外爷的下巴上荡秋千。母亲站在锅旮旯里舞动着铲勺，氤氲的水汽里只听到锅铲碰撞的声音……

从记事起，每顿饭的第一碗总是盛给外爷的，外爷不动筷子是不能开饭的。母亲蒸的馍馍也分三个颜色，白馍、黑馍和花卷馍三个档次。那时候粮食紧缺小麦产量低，家里存量最多的就是红薯干。母亲就粗细搭配做成了花卷，给我和弟弟妹妹吃。母亲和哥哥姐姐们就吃红薯面窝头，白馍馍是外爷的标配，其他人不得享用。那白白胖胖的大馒头啊，至今都是我的最爱……

榆树底下的家永远在我脑海里浮现。我梦过它，看到南方榕树的时候想过它，在无眠的夜晚轻唤过它——啊，坚强而柔韧的榆树！啊，善良而勇敢的母亲！

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任妻子，她嫁给父亲的那天外爷和大姐就站在榆树底下迎她。从此，大姐就成了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外爷就是母亲的第二个爹。她带来的那台华南牌缝纫机，更成了全村人的福利。

多年以后，我早已习惯了人们对母亲的赞美和崇敬，从不觉得这些事有那么值得津津乐道。本来就是一家人，像所有三代同堂的家庭一样原始的天衣无缝。帮大家裁剪缝制衣服，也是举手之劳自然而然，好像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然而我不知道母亲那一双手日里夜里可曾有过一刻休息？家里的缝补浆洗柴米油盐，邻里的婆媳争吵夫妻不和，都是母亲柔韧的缝合弥补重归于好。母亲的孩子们也常常受到大家的厚爱，她也因此更期待孩子们多读书求上进，长大成为对人民有用的人。

大姐初中毕业的时候需要推荐才能上高中，因为父亲的舅舅有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了大姐上学，母亲恳请在外地当校长的侄儿将大姐的学籍转到了外地才得以继续读书。大表哥为此受到学校的处分。母亲说，上学对孩子来说是一辈子的事，表哥受点处分也值了。她把学业看得那么重，哪怕自己一个人终日劳作也不愿意让一个孩子停下学业来帮她。“知识是人的翅膀呀，想飞得高望得远就得好好学习。长大了别像妈一样整天围着锅台转，外面有很大很大的大世界，你们要替我看看那些高山野庐啊！”

父亲舅舅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同样影响了二姐上学。我那校花二姐是学校的学霸，当校长和老师正踌躇满志地准备将他们的得意门生送上高中的时候，大队书记马冬乐一句话：“她舅爷爷历史问题清”吓得负责招生的同志赶紧停下了正要签字的笔。校长和老师顿时失声痛哭。母亲在得知消息后呆若木鸡，父亲望着二姐背着背蒌割草的背影凝神无语。

我至今还记得二姐在一个秋雨绵绵的午后，用毛笔蘸着墨水在她那些厚厚的书上写下一个大大的“仇”字，然后从中间一刀两断……外面秋风秋雨，只有老榆树默默伫立。

母亲仿佛丝毫没有受到二姐遭遇的影响，反而更加支持哥哥发愤图强努力学习。到了1976年，舅爷爷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哥哥上高中再也不用大队推荐了，只要学习好能考上就行。

榆树底下的春天来了，金灿灿的阳光照耀着小小的院落，爸爸妈妈的脸上阴霾散尽容光焕发，外爷也仿佛年轻了许多腰杆都挺直了。



哥哥上高中了，还要准备考大学，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满脸阳光，一米八高的身材像一株茁壮成长的榆树苗。每个星期六的下午都是家里人最忙碌的时候，外爷忙着收拾他的小屋等着哥哥回来与他同住，妈妈准备好哥哥喜欢吃的饭菜，我和妹妹等他回来教我们画画，最小的弟弟才三岁吧，他最开心的事就是在哥哥的肩膀上骑马户驴。哥哥脖子长颈鹿似的高高地举着弟弟在院子里欢快蹦跳着，弟弟抱着哥哥的头啊啊大笑。这个画面嵌入脑海里了，成了我对哥哥最后的回忆。邻家二婶悄悄地跟妈妈商量要给哥哥提亲了，我顿时沉浸在将要有新嫂子的喜悦里，仿佛看到了哥哥嫂子站在毛主席像前行礼的情景。

然而，那个星期六的下午哥哥没有如期回来，他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

命运的列车总是在出人意料的地方紧急拐弯，那个穿着爸爸工装的高个子哥哥，再也没有连蹦带跳地蹿到院子里来。他成了植物人，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在医院里躺了两年。妈妈卖掉了她的华南牌缝纫机，爸爸也捋下了他的瑞士手表，然而哥哥还是在他十八岁生日那天悄悄地走了……

外爷的棺材他用了，爸爸的头发一夜雪白，妈妈的眼泪流干了，满脸的浮肿手指一按就是一个深坑。谁说生命是自己的就可以任意挥霍？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恸里，在“我宁愿替你去死，你怎么就不肯为我而生"的悲怆中，谁能够掂量出生与死的孰轻孰重？

那个十八岁少年的离世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榆树底下的小院终日笼罩在一片悲凉之中。一年后外爷也走了，这个在女儿走后陪着孙女在这个家里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外爷，最终熬不过对孙子的思念与哥哥埋在了同一片泥土里。两座坟头紧挨着，一如在尘世里的两张床，他们长眠于此永不分离。紧跟着，父亲也跟随其后在抑郁绝望中积劳成疾抛下了妻子和孩子独自离开了人世。

那一年，老榆树没有开花……

母亲靠着老榆树毅然在风雨飘摇中站立，她仿佛接受了命运的无常。她不能倒下去，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母亲的慰藉。此时农村已经分田到户，从来没有干过农活的母亲学会了种地。在乡里乡亲们的帮助下，母亲种好了所有的庄稼。秋天来了，母亲种的棉花丰收了，屋子里到处堆满了从地摘回来的棉桃。母亲整夜整夜地择着棉花，一大早再把棉花晾晒到簸箕上。那一张张比人还高的大簸，都是母亲自己用高粱杆编织的。而这在农村，都是只有男人们才干的活儿。

母亲在劳作的时候，我和弟弟妹妹都坐在教室里学习。一生都崇尚“唯有读书高"的母亲，拚死拚活也不舍得牺牲她的任何一个孩子把学业停下来。老榆树默默无语，把这所有的故事都刻进了年轮里……

世界如此广阔，时间又是激荡的长河，生命的奇迹让我们在榆树底下相遇。命运待我真好，让我拥有这么伟大的母亲。四十年光阴匆匆而过，我们都是这世界的过客。在笑容和泪水中我学会了思索，妈妈，您睡了那么久可否还记得那棵老榆树和我？